- 临沂网
- 2011年11月11日08:41
- 人民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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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3日,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,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。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。1小时后,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,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。事后,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。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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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一出,网上对丈夫是否窝囊,是否值得同情引发了激烈讨论。每天发生的弱者惨案不少,但为什么这个强奸案引发如此大的关注?是不是正是因为丈夫的窝囊,这事儿才有了报道价值?除了讨论丈夫窝囊与否,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事件的什么?一起来看性别研究专家荣维毅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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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视老婆被强奸并非丈夫窝囊,事情实质显示了明显的权力不对等
舆论围绕“杨武是否值得同情”展开。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要了解:面对联防队员打砸与强奸妻子,杨武为什么害怕、为什么“窝囊”?
从个人面临危机的选择的角度讨论该案,有助于澄清传统强奸论述的迷思。该案发生后,杨武自己、他的母亲和妻子,警方乃至社会舆论,都认为他“窝囊”,“不是男人”。这种认知是基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男人的要求。男人最大的耻辱是自己的妻子与他人发生性关系(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),对此男人应该起而抗争,不反抗就不是男人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男人处于不同境况、出于各种利弊的权衡,并不都能做出反抗姿态,在很多情况下是忍了,表面看显示了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的多样性,实质是显示了权力关系的不对等。从这个角度,人们应该能对杨武的“窝囊”予以理解。换言之,与其要求杨武反抗,不如行动起来要求政府在改善民生和法治环境的善治上努力。
老百姓生存的法治环境恶劣,执法犯法成了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
但事情并没有完结,杨喜利的亲属轮番上门骚扰,要求撤诉——杨武一家仍然受着暴力威胁。杨喜利的哥哥威胁说杨武“全家可能会死光光”;杨喜利的母亲带着孙儿,拿着状纸,骂上门来。“真是不要脸的女人,勾引我的儿子,还诬告强奸?”对此,杨武选择继续躲闪,被对方一路追骂、吐口水。甚至,因为担心报复,杨武真的去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。
从以上情况看,该案的发生,不是因为杨武胆小怕事和“窝囊”,而是人民生存和法治环境的恶劣。正如有评论所说的“联防队员强奸民女街道社区责任难逃”。杨喜利身穿联防队员的制服,以联防队员名义到杨武家闹事,此前还多次闹事,他的行为应当视为一种职务行为,而应当由街道和社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。社区必须承担有关领导失于管理的行政责任,承担街道和社区对于雇佣杨喜利疏于管理,而给杨武及其家人带来的伤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问题如果不能提到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议事日程,而单纯指责受害者的“窝囊”,执法犯法现象及杨喜利式的加害人和王娟式的受害人就会不断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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